大巴车座位

长途汽车大巴，一般不要坐在右边（上车门一侧），而是要尽量坐在司机后面的一侧；最好不要坐在前1-4排，也不要坐在倒数1-4排，居中比较合适。 主要是从行车安全角度出发。

中巴和大巴其实是中型客车和大型客车的外来语。即中型巴士、大型巴士，巴士就是英语中的BUS（公共汽车）的读音。一般讲中巴是指25座以下的中型客车，大巴是指25座以上的大型客车，但也不绝对。因为车辆管理部门区分客车型号是以多个标准来制定的。如载客量、载重量、车型尺寸等等。中巴实际上就是中型车中的公共汽车，大巴就是大型车中的公共汽车。中巴车是小车牌照（蓝色），大巴车是大车牌照（黄色）。大巴车必须要A照（驾驶执照）才能开，中巴车C照就可以的。但是对运营客车又有特别要求。

一本禁书的遭遇
《扬州十日记》虽是一本数千字的小书，在历史上却影响深远，命运奇特。有人推崇它对战争惨烈的写实，有人利用它来鼓吹民族革命，有人赞美它的文笔深沉酣畅，有人着眼于它文本的是非真伪。这本小书，几乎牵动着所有关心明清鼎革与辛亥革命这两段重要历史的人。
好多年前，我一直想寻找《扬州十日记》的早期刻本，但未能如愿。后来读《四库禁毁丛刊目录》，见《扬州十日记》赫然在内：“《扬州十日记》一卷，清王秀楚撰，清钞本，史部。”实际上，在所有清代禁书目录中，《扬州十日记》总是榜上有名，无一例外。而它的书名或被写成《扬州十日》，或被写成《扬州十日录》，作者或被写成“无名氏”，或被写成“无书人姓名”。据此可以推断，王秀楚的《扬州十日记》在写成之后，因其内容的极端犯忌，根本没有可能付梓。在清初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之下，没有人敢以九族性命为代价刊刻这本小书。所以，它最初的遭遇只能是以各种钞本形式在民间暗中流传，因彼此提防，无从互校，故书名、作者甚至内容都不免有所出入。
毫无疑问，在整个清代，《扬州十日记》都是一部被定为铁案的禁书。因此它到底有多少种钞本，永远是一个谜。据T湾有关资料披露，《扬州十日记》有日本天保五年，即清道光十四年（1834）自修馆刊本，但这并不是最早的刊本。有材料说，《扬州十日记》和《嘉定屠城纪略》正式出版的时间可能是1828年，这比太平天国利用它来反清更早。无论如何，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，即《扬州十日记》在国内几乎匿迹了一二百年之久，在那无声的长夜里国人无一言提及此书。《扬州十日记》的重现人间，是在远离祖国的海外，这为它的命运抹上了一层传奇性的戏剧色彩。据说，这部记录了明清交替那段血泪历史的小书幸好传到东邻日本，并得以保存，清末留日学生才在东京和大阪的图书馆里发现了它。于是那些满怀爱国热忱的留日学生便埋头把它抄写下来，在东亚和南洋一带自费大量出版，然后冒死运回国内，散发给广大民众，使之成为革命的助产士。《扬州十日记》在经过漫长的沉寂之后，终于以新的价值和面貌重现于世。
自那以后，《扬州十日记》开始了它问世以来最为炫目的时期。光绪年间国内出版的《明季稗史汇编》，收录了包括《扬州十日记》在内的晚明史料十六种，也即《烈皇小识》、《圣安本纪》、《行在阳秋》、《嘉定屠城纪略》、《幸存录》、《续幸存录》、《求野录》、《也是录》、《江南见闻录》、《粤游见闻》、《赐姓始末》、《两广纪略》、《东明闻见录》、《青磷屑》、《吴耿尚孔四王合传》和《扬州十日记》。谁也不会料到，这些发黄发脆的史料，居然成为革命党人的号角。据谢国桢先生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记载，仅《明季稗史汇编》版的《扬州十日记》，就有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尊闻阁刻本、民国二年（1913）中华图书馆影印本和商务印书馆印本等。《扬州十日记》的版本当然远远不止这些。仅我后来接触过的，至少就还有国学扶轮社的《中G内乱外祸历史丛书》本，上海书店的《中G历史研究资料丛书》本，上海西风社的英汉对照本，以及陈恒和书林的《扬州丛刻》本。晚清时代的《扬州十日记》，通常与邹容的《革命军》一道刊行，彼此呼应，相互发明，激发民众的反清情绪。
对于《扬州十日记》的真实性，晚清时人并未产生过任何怀疑。例如陈天华先生在著名的《狮子吼》里写道：“有当时一个遗民，于万死一生之中，逃出性命，做了一本《扬州十日记》，叙述杀戮之惨。”对《扬州十日记》的具体内容最先提出质疑的，是张德芳先生的《〈扬州十日记〉辨误》。这篇文章主要辨误了两点：第一，书名《扬州十日记》不等于“屠城十日”；第二，《扬州十日记》说扬城被杀人数“约八十余万”是错误的。文章指出了这两个错误，但是并未认为它是“伪书”。

大巴 座位数50个,中巴车(16-22座)、公共小型巴士(16座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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